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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梗,WTO上诉机构停摆,世贸活动就进行不下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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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前任美国贸易谈判员与世界贸易组织法官希尔曼。 奥巴马政府曾反对其WTO大法官的连任,据外界猜测是由于美国不满希尔曼在上诉机构作出的裁决,并且希望任命一位更关注于美国立场的法官。

  
 

   )二、磋商也是可接受并被鼓励的WTO认为,设立争端解决体系的主要目的并非通过裁决方式来解决经贸争端。 在争端解决的全流程中,产生争端的各方之间的磋商都是可以接受并被鼓励的,也是WTO成员解决争端应该优先采取的方式。 据WTO统计,截至2008年1月,WTO成员间的369个争端案件中只有略多于三分之一(136个)的案件完成了争端解决的全流程。

  
 

   截至2019年12月,101个争端由于撤诉或各相关方达成共识而得到解决。

  
 

   换句话说,即便WTO明确提供了争端解决的工具和方式,各成员仍有大量争端选择通过磋商方式加以解决,例如,最早的1995年新加坡诉马来西亚禁止聚乙烯和聚丙烯进口的争端(DS1)和2018年美国诉墨西哥部分产品附加关税的争端(DS560)。 1995年1月10日,新加坡对马来西亚政府1994年3月16日的海关禁止进口五号修订令提出异议。

  
 

   1995年3月16日,新加坡要求建立专家组。

  
 

   3月29日,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延迟建立专家组。 4月10日,新加坡决定不再要求建立专家组。 7月19日,在与马来西亚进行磋商后,新加坡决定撤诉,争端得以解决。

  
 

   2018年7月16日,美国要求与墨西哥就其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商品附加关税进行磋商。

  
 

   10月18日,美国要求建立专家组。

  
 

   10月29日,DSB推迟建立专家组。

  
 

   11月21日,DSB建立了专家组,巴西、加拿大、中国、埃及和欧盟等20个WTO成员保留作为第三方的权利。 2019年1月25日,WTO总干事任命专家组专家。

  
 

   5月28日,美国和墨西哥通知DSB双方已经达成共同认可的解决方案,墨西哥同意减少对部分原产于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 5月28日,美墨两国向DSB提交终止争端的书面通知。

  
 

   7月11日,专家组将其报告提交WTO各成员。

  
 

   根据WTO规则,该报告对争端予以简要描述并报告已经达成解决争端的方案。

  
 

   这两起案件在形成争端后,都未通过上诉机构裁决就得以解决。

  
 

   三、区域或双边的争端解决机制可能更有效鉴于国际经贸活动的复杂性越来越高,各方出于对产业发展、市场保护、安全可靠等各类问题的担忧,采取的措施也越来越复杂。 同时,经济全球化带来国与国之间各类市场主体的互动联系越来越紧密。 跨国公司的发展、行业组织与联盟的协同,使得一个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外溢性影响越来越大。

  
 

   但是,由于各国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以及新技术、新模式所带来的众多边缘情景层出不穷,已有的国际规则往往无法完全适用,争端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

  
 

   在多边体系因争端快速积累且资源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寻求区域或双边的争端解决机制可能更有效。 贸易与投资活动的关联性日益紧密,而早在WTO成立之前,1965年完成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ICSID)》和1988年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MIGA)》就已经在解决冲突与争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WTO相似,上述条约确立了机制性的争端解决框架,并且为如何解决争端明确了具体的、可操作的步骤。

  
 

   同时,解决争端也是以相关方(尤其是政府)作为协议的缔约方,愿意履行尊重相关争端解决裁决为前提。

  
 

   与WTO相比,ICSID的裁决中有相当比例因为对裁决法庭组成不当、法庭违背基本程序规则、裁决依据和理由不足等理由被撤销,严重影响了裁决的终局特性;MIGA将违约险作为独立的保险品种予以承保,扩大了对争端冲突的覆盖范围,以金钱给付作为裁决内容实现起来比较容易。

  
 

   尽管与WTO的争端解决方式有所不同,上述争端解决机制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跨国风险,一方面也能处理因冲突和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 例如,对于投资者在其他国家的投资权益被剥夺而未被合理赔付的情况,ICSID的裁决就发挥着重要作用;MIGA作为机构帮助投资者与东道国争取权益,行使代位求偿权(保险基本原则之一,保险人代理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请求赔偿权力)。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同样因为协议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等各项活动而备受重视。

  
 

   但是,在WTO争端解决能力减弱的情况下,诸边的各项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性有所提高。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就是新时代下,区域通过协同应对争端的新举措。

  
 

   阿联酋在2004年设立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新加坡于2015年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哈萨克、荷兰等国也相继通过立法设立国际商事法庭。 2018年6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表示,中国也要设立国际商事审判机构,组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推动构建多元化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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